在“自我”和“他者”间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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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元文化是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小说的一大母题,由此引发的不确定的身份是其小说主人公的共同困惑。本文以其代表作《候鸟》中的主人公西蒙斯为对象,结合情节和叙事策略分析,认为《候鸟》超越了文化层面的身份归属之争,展现了身份通过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不断迁徙动态塑造的过程。
关键词:布莱恩卡斯特罗 《候鸟》身份 迁徙自我他者
作为一个有着中国、葡萄牙混合血统的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的作品常被贴上多元文化主义的标签。比如在其首部颇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候鸟》中,主人公谢默斯·奥尔·杨就是一个中澳混血孤儿。多年来他一直困惑于自己的特殊出身,却苦于没有找寻的途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个名叫罗云山的中国淘金者在澳洲留下的日记,一些情节上的巧合使他相信罗云山就是他的祖先。于是通过翻译他的日记,谢默斯踏上了期待已久的寻根之旅。但正如卡斯特罗拒绝以文化来定义身份1,谢默斯最终也并未通过认祖归宗获得身份认同,而是一直“生活在没有确定身份和历史的不安感之中,永远在迁徙,永远面临着打破固定身份,通过内心建立自我的挑战”[1]。对他而言,身份本身就是虚构的,而翻译和写作的过程正是他不断建构、解构“自我”和“他者”的迁徙。
谢默斯的身份塑造大致经历了自我投射、自我摒弃和重构三个阶段。最初他觉得山日记中的“风格、选词和语气”[2]引发了共鸣。这期间两位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交替出现,相互呼应,进一步强化这种共鸣。他们都处于社会边缘:罗云山在故乡广州对清末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深为反感,谢默斯则因他的特殊身份在澳大利亚受尽歧视;他们的母亲都在某种程度上崩溃:山的母亲不堪封建压迫,早早辞世,谢默斯的养母埃德娜生活艰难,靠酗酒宣泄压力;他们都目睹过亲人的死亡,并且面对死亡都学会了克制情感,“冷眼旁观”。小说在此阶段的叙述是对自恋式阅读的模仿,即自我在阅读的对象“他者”中寻找认同,相当于拉康理论中的镜像阶段。然而唯有孩童可以尽享这种自恋。作为成年人,谢默斯沉重的现实经历不断向想象的权威发起挑战。他时常怀疑他对山的心理共鸣是当真血缘联系的表现,还是他自己“由于太孤独而制造出来的幻象”[3]。在这种情况下,阅读就需要在真实和想象之间协调,在“一个词语的语音和它所引发的感触” [4]之间协调。而对谢默斯来说,由于他的翻译背负着忠于原作的使命,协调也就愈发迫切。
他开始修补“语言和经历”[5]之间的鸿沟。当养母埃德娜关于阅读的理论和他的切实感受相符,他感到巨大的喜悦,“真实和抽象已经开始融合了”[6]。此阶段他将山的日记片段置于引号之中,以显示他的作者地位。然而现实中他所遭受的偏见、羞辱和异化并未改变,甚至愈发严重。为了从身份之殇中抽离,他将自己放逐在法国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中。他的自我弃绝的确带来了一些成果。他遇见了法蒂玛,并成功将她的“无意图凝视”理论运用到婚姻生活中:只是欣赏各自身体,避免直接接触。“无意图凝视”使他在翻译山的日记时从译者上升为作者:他在直接引用之间插入第三人称叙述,并且补充交代山日记中残缺、不连贯的部分。如果说卡斯特罗通过“多重视角”来“模拟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身份” [7],那么此阶段的叙述策略显示谢默斯通过掌控自我掌控了他者。正如他自己所言,“以前我觉得‘看’给我一种难以言说的权力感,现在我知道唯有完全摒弃自我,控制欲望,才能‘看’得更清楚”[8]。
然而自我摒弃所宣扬的“无意图”是虚幻的。在他享受的“透过山的一笔一划瞥见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9]的喜悦中,“他者”依然只为“自我”而存在。自我摒弃认为主体可以自由向“他者”迁徙,不受欲望的驱策,因而当他看到法蒂玛在同性恋女友前暴露自己的身体,暴露自己被欣赏的欲望,他便遭受了严重的幻灭。同时他的主体地位开始严重分裂:他对山的第三人称叙述愈发连贯、流畅,却在现实生活中愈发自闭,丧失社交功能。他无法继续从事教书工作,也无法积极回应他的邻居安娜对他的善意和照顾,尽管那是他惨淡人生的唯一慰藉。当埃德娜给他带来关于他祖先在中国的讯息,证明他和山之间的相似不尽是他幻想的产物,他的自我摒弃走向了极端。他驱车前往希尔角,将自己浸没在溪水中,经历山当年在此处经历过的感觉。此处卡斯特罗构建了一连串密集的交替叙述来实现体验共鸣,模仿经历跨越时空,在不同的身体之间传递的过程。
卡斯特罗惯于通过写作考察文学理论,《候鸟》可以说从情节和叙事手段上模仿了译者将“自我”和 “他者”融合的过程。在“分离”一章,谢默斯被安娜从水中救起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失语,而他在不受意识掌控的情况下偶然吐露的只字片语被证明是中国话。同时在这一章谢默斯作为叙述者从小说中退场,标志着他向“他者”的彻底转换已经完成。而如果我们援引拉康的理论,那么在此处“作者死了”;主体“受语言支配,被语言述说”[10]。但正如作家自己坦言,他对理论的模仿只是“一种游戏”[11]。“作者死了”不代表主体完全被动了。语言欲望的背后是真实的人生欲望;言说中文的欲望是他对缺席的亲人的向往。因而埃德娜、法蒂玛穷尽策略—读他喜欢的书、播放他喜欢的音乐—也无法唤醒谢默斯的自我意识,唯有安娜用她真实无私的爱使他重回现实,重新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那个他从未投身过的爱的洪流之中”[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