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麦克弗森的参与式民主理论
本文作者(陈炳辉 王 菁),请您在阅读本文时尊重作者版权。
西方的自由主义国家虽然接纳了民主，但他们并不去探究民主是否真正保证了每一个人的平等的自由权，而只是将着眼点放在巩固现有的民主体制上。民主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国家及自由主义社会的“附属物”。麦克弗森认为十九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民主体制构想并不是一种类型，而是有不同的“模式”，分别是保障式民主模式、发展式民主模式、均衡式民主模式和参与式民主模式。其中，前三种模式都是麦克弗森予以批评与借鉴的对象，而参与式民主则是他所主张的民主社会模式。
保障式民主是十九世纪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民主模式，代表人物是边沁和詹姆士·密尔。他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使每一个人都能依据功利原则去趋乐避苦的稳定的环境。民主政府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将他人干预或妨碍他人的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麦克弗森认为，由于他们抱着占有式个人主义的人性观和社会观，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不表示质疑，因此，他们认为保障个人财产的安全是民主政府最重要的职责，而平等是可以被牺牲的。因此，他们主张对选举权适当限制，包括财产、年龄和性别上的限制，这反映了他们的内在局限。麦克弗森指出，保障式民主“并没有对民主的热忱，也没有成为一种道德的转化力量的理念；它只是为了治理本质上是自利的同时也是相互冲突的个人——个人又被假定为是个人利益无止境的追求者——的一个逻辑的必要的结果”
发展式民主以十九世纪的约翰·密尔、二十世纪的霍布豪斯、杜威等为代表，他们质疑冷酷无情的竞争式市场社会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他们不仅强调民主的程序，更看重民主促进人类的发展的价值；不仅认为民主政体是公民权益的保障，更强调其具有使公民更为积极、更显活力的教育功能。麦克弗森认为，这种“民主模式是一种道德的模式，它与保障式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一种人类可能改良以及社会能够实现自由和平等的道德视野。一个民主政体的可贵，是因为它是达到这种改良的必要手段”。但是，他们虽然对当时的财富分配状态产生了质疑，认为既有的财富及经济权力的分配严重剥夺了劳动阶级发展及其自身能力的机会，然而，他们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密尔只是认为财产的继承应该受到限制。因此，他们一方面错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落实平等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未能认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能巩固人作为占有者、消费者的社会形式，这只能是造成“发展式民主”的失败。
均衡式民主则是二十世纪以来盛行的民主模式，以熊彼特和达尔等为代表人物。他们试图发展出一个至少在他们看来既有描述功能又具有合理化功能的新的民主模式。这种模式与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有内在的一致性。麦克弗森指出，“均衡式民主”意味着：(1)民主仅仅只是一种选择政府及赋予政府权威的机制，而不是指一种社会类型或一种道德目的；(2)这一机制是由两组或两组以上的从政人物或精英，透过政党来争取能够使其取得统治地位的选票的竞争所构成。在这种模式里，“参与本身并不是一种价值”，“民主的目的只在于按人的意图进行选择，而非试图去促使人们成为他们可能成为的人或他们可能希望成为的人；民主仅仅只是一种市场机制：选民是消费者，而从政人物则是企业家”。麦克弗森承认这种模式的描述性功能，但是质疑它作为合理化理论的有效性。第一，它并未提供最大的均衡，而只是促成了不平等的均衡。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里，实质政治购买力的分布极不均衡，结果是许多人的政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政治冷漠是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结果，许多公民不参与投票，是因为他们认为投票与否并不能提高其政治需求被满足的可能性。第二，均衡式民主宣称提供了民主的政治消费者的主权，这只是一种幻象，在这种模式里，政治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只是一个寡头市场，极少数的政党或精英组合作为政治物品的买房和供给方，联合垄断了整个市场。他们提供的并不一定是政治消费者需要的，而消费者需要的又不一定为这些供给者提供。麦克弗森认为“均衡式民主”模式无法摆脱将人视为是“无止尽的物质追求者”的预设，这也是这种模式无法激发出更人道的民主想象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麦克弗森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占有式个人主义是人的本性，个人是无止尽的物质追求者、消费者和占有者，这与民主所预设的道德的发展的人的属性是相背离的；第二，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都是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服务，为了保障个人的私有财产辩护，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这与民主的平等取向也是相悖的；第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政治社会只能是政治精英者的游戏，这种政治格局无法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更无法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
二、参与式民主的政治制度设计
参与式民主这个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并且迅速扩展到劳动阶级，也成为当时社会学者、流行期刊、管理专家、政府调查协会的流行主题。它既反映了蓝领工人和白领群体对工作异化状态不满情绪的升级，也体现了工人通过示威运动要求控制工业场所的要求。对于麦克弗森来说，参与确实能够促进民主特有的伦理需要，满足人们的政治效能高，提高公民行动的能力，但是“并不是说一个更加参与的体系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只是说较低的参与和社会不平等是捆绑在一起的，一个更加平等和人性的社会需要更加具有参与性的政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