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看鸦片战争
本文作者(安玉英 盖志平),请您在阅读本文时尊重作者版权。
【摘要】 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独立自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是腐朽没落的东方封建王朝与号称文明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较量。马克思说,在这场较量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关键词】马克思;分析;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独立自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万恶的鸦片贸易,致使国家白银外流、社会道德沦丧、官吏腐败堕落,富人倾家荡产,穷人妻离子散。关于鸦片贸易的无耻和残酷,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有句名言,他说:比起鸦片贸易来,奴隶贸易都要算是仁慈的。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列强用鸦片加大炮蹂躏中国的时代。出于揭露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本质和激励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革命需要,马克思对中国的局势十分关注,并从四个方面对鸦片战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一、战争前奏—从鸦片走私到皇帝下诏
马克思对中外鸦片贸易史做过详细的研究,他说,在1767年以前,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每箱鸦片抽税3美元左右,但到了18世纪90年代,鸦片走私已泛滥成灾,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都在向中国走私鸦片,特别是东印度公司,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把鸦片打成便于偷运的货包,由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到走私商人手里,由他们运往中国。在鸦片走私过程中,英国政府“公然同那些干着毒害一个帝国的冒险营生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经营,赔赚与共。”
自我标榜为文明社会代表的英国政府为什么会参与、支持这种毒品走私呢?马克思认为,这一方面是由资产阶级对巨额利润的贪婪所致,一方面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在中国市场倾销受阻所决定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在中国市场倾销受阻又是由中国社会的小农经济结构决定的。关于这种经济结构,马克思用英国驻广州代办米切尔的话作了解释:“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所有别的国家,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到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他生产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让他家里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家庭工业的典型代表就去干他的事,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马克思说:“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觉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利欲熏心而又急于赚钱的资产阶级在不能迅速打开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便不顾道义地把目光盯在了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上。
在英国政府的公然支持下,走私贩子们干得非常起劲,输入中国的鸦片从1800年的2000箱,猛增到1837年的39000箱。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不得不采取果断行动严禁鸦片贸易,“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警告,同时惩办了被认为是与外国商人同谋共犯的行商,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自己的海关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的鸦片”。
二、战争借口—从虎门销烟到亚罗事件
英国国库是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的非法鸦片贸易来填充的,面对中国政府声势浩大、措施严厉的禁烟举动,那些利欲熏心的毒品制造者和贩卖者能善罢甘休吗?马克思说:“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1]摆着一副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竟以“虎门销烟”为借口,悍然发动了在人类历史记录上前所未有的保护鸦片贸易的战争,他们用大炮轰倒了中国的围墙,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帝国同尘世往来的大门,并无耻地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从此,鸦片贸易在英国大炮的支持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印政府靠鸦片垄断而获取的收入占到了它财政总收入的1/6。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者在中国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官员进广州、使节进北京。但英国人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并不怎么顺利,比如英国官员进广州的要求就遭到了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断然拒绝,护送使节进北京的英国舰船也遭到了大沽炮台的猛烈轰击。
英国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亚罗号划艇是一只走私船,船主和水手都是中国人,只是雇用一名英国人作船长,持有一张已过期失效的香港执照。1856年10月8日,中国水师在亚罗号划艇上缉捕了12名海盗和走私贩子。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控告。巴夏礼以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为由,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向巴夏礼清楚地说明了此次缉捕行动并没有侮辱英国国旗的行为后,拒绝了英方提出的道歉要求。随后,英国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便率领英国舰队开始以武力相威胁,当英国舰队连续轰击广州6天以后,西马糜各厘致信叶名琛,提出双方在广州城内会商的要求,并恫吓说:“贵大臣目前应立即同本统帅举行会商以结束目前的状况,这种状况已为害非轻,如不予补救,势必招致极严重之灾难。”叶名琛面对西马糜各厘的蛮横态度,以双方过去达成的英国人不得进入广州城的协定为由,又拒绝了西马糜各厘的要求,并说如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在城外进行会商。就因为中国总督两次拒绝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英军便攻破广州城,直捣总督府,把叶名琛俘虏后送往印度。马克思说,在双方就此事交涉过程中,英国人总是态度蛮横,大肆恫吓,而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