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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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的突破和政治史的复兴其实都面临着困境,重归政治史则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研究者强调,一方面政治史要从社会史的研究中汲取灵感,另一方面社会史要加强政治史取向的意识,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系列社会实践、表象和仪式进行再研究,关注近代以来广泛而频繁的社会动员(注: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新社会史、重归政治史之外,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史还开拓了不少新领域,成绩较彰的有医疗社会史、环境史等。相对于国外或港台地区,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不可同日而语。人类与疾病相伴随,以往的疾病医疗研究基本属于医学范畴。人类应对疾病的医疗观念和实践也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行为和思想,进而广泛具体地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藉此可以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从社会史角度切入这一过去忽略的领域,可谓别开生面。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余新忠的《江南瘟疫与地方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注:余新忠:《江南瘟疫与地方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注: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环境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与环境保护主义有密切关联。后来环境史逐渐淡化了其环境保护的价值判断和批判色彩,逐渐与社会史靠拢。环境史研究自然环境和社会相互关系的历史,过去忽略的自然环境成为历史演剧中的角色,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作为一种史学理论,世界史研究者得风气之先,在译介环境史论著和提倡环境史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夏明方、高国荣、包茂宏、梅雪芹等人在国外环境史译介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他们并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环境史个案研究。目前,环境史的研究群体从大的方面来看,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群体,从史学领域来讲集结了农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世界史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成果。
四、中国社会史的展望
以上对中国社会史30年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概略性的总结,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史的复兴和发展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0年前在“史学危机”中,社会史以反抗僵化教条的政治史、革命史,以改革创新的姿态开始迈出自己的第一步,时至今日,已届“三十而立”之年。我们应当看到,为了避免陷入新的教条和僵化,中国社会史从来没有放弃过自我的批判与反思,也惟其如此,中国社会史不仅充满活力而且日益成熟,我们相信以下几个方向可能成为新的亮点。
其一,一些领域仍有拓展和深化的空间。环境史(有人称之为生态社会史)强调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历史的探讨,让长期受到忽视的自然环境登上历史舞台,相信有不少个案性的研究把环境史研究引向深入。医疗社会史研究还会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城市社会史的研究会也会引起更多关注。
其二,“新政治史”、“新革命史”将成为社会史在回归政治史后的一个重要方向,结合了社会史取向的政治史研究有别于旧政治史、革命史研究,必将推动对历史上的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其三,把社会史引入当代中国研究,我们称之为“集体化时代”研究。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近年来我们搜集到数以千万计的有关集体化时代山西乡村社会的基层档案资料,多为村一级原始档案。对于西方学者而言,他们的研究更多地依靠分开发行的报刊、杂志、广播报道、移民访谈;对于国内学者来讲,更多的还是利用上层的会议、文件、档案等,我们所占有的资料则是最贴近农民生活和生产的,在此基础上建构出来的历史图景将更为真实、生动。
社会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打破僵化、求新求变的代名词,而沙尘暴、“尘暴”与环境史,“非典”与医疗社会史,这些学术关键词也为社会史贴上了对社会变迁的敏感捕捉和强烈现实关怀的标签。我们期待着更加成熟的中国社会史。
(责任编辑:王恩重)
评审意见:文章比较全面、系统而有分析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叙述了社会史复兴的状况,介绍了区域史、历史人类学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特点,分析了最近十来年新史学、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影响,对于社会史的未来发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文资料扎实,信息量大,对社会史演变的分析自有学理。论文逻辑清晰,表达准确。
评审专家: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