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

摘 要: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社会史的复兴与发展。30年的

中国社会史研究经历了整体社会史、区域社会史、新社会史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一

个不断反思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三十而立,回顾与

前瞻同样重要。

关键词:中国;社会史;研究

学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发展,可能是史学界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经过30年的实践,社会史可谓中国史学界最为活跃的领域了。在这30年里,从社会史的复兴到区域社会史,再到新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摆脱政治史的强音到新近的回归政治史的呼吁这样一个往复过程中,透露了哪些最为核心的学术思想观念?在面临挑战、不断争论的反思过程中,社会史如何进行自我调适,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对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提供参考?这些就是本文的出发点。

一、社会史的复兴

1978年,发生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等重大事件,成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标志。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松动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各个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均进入了破茧而出的“新时期”,社会史的复兴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社会史发出的最强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呼吁是对史学研究浓厚政治意识的“工具论”的淡化,是对“五种社会形态”、简单线性进化论和近代史“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革命史范式的反思。

在这样一个时期,社会史学界有一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使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应该说那么一场大讨论,出现了一个社会史的资料整理的一些有关社会史的书目,但是毕竟不是我们所说的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史。这种回溯原点的努力,更多的具有论证开展社会史研究合法性的色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的社会史大讨论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如果从社会史学术史的视野来看,其中一些常常忽略却至为关键的线索,仍然可以提供对1978年以来社会史的发展过程的思考。其一,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赋予了他们对历史问题复杂性的意识,将中国的历史“概念化”了,一些重要概念即来自于社会学。其二,史学家对中国革命性变革的现实关注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其三,研究者将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并断定那些与经济活动最直接相关的社会要素的逻辑优先性。和上述问题密切关联的是历史研

究的社会学倾向,20世纪20年代,关于社会和社会问题著作的突然增长,是此时中国思想所发生的社会学转向的最明显的表征。大、中学校社会学和社会问题课程的设置以及政府性机构和社会学组织开展了深入的社会调查,不仅提供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具体资料,而且揭示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观点日益在20年代的中国扎下根来(注:[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简言之,社会史与社会学理论的密切关系,现实关注与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社会调查与资料搜集等一些和社会史研究有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已显露出来。

1978年后的政治、社会和学术形势与二三十年代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社会史复兴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来看,却有旧知新识之感。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开始走出被否定和批判的禁区,并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推动社会学重建的工作。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我们需要对当前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便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注:费孝通:《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载《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如果说1978年以后,“解放思想”扫清了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障碍,社会学的重建对社会史复兴的推动和促发作用也不容忽视,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密切关系重建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基于历史学自身的反思,从1978年开始社会史研究已经迈出了探索的步伐。此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讨论、定期举办学术会议、成立研究机构、开设课程、著作出版、人才培养等工作逐步展开。1985年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进行讨论。1986年由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讨论内容集中在社会史研究对象问题等方面。这次会议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地恢复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此后,每两年一届的社会史年会坚持不懈定期召开,至今已连续举办11届。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多家单位共同发起召开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亦以两年一届为期,现已召开两届。为推动社会史研究,山西大学等高等院校成立了社会史研究所。为培养社会史研究工作者,1978年开始招收首批硕士研究生后,一些高等院校即已开始培养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人才,198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确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方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部分高校开设了社会史研究课程。20世纪80年代后期,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社会史丛书4种,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合作,组织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20种。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几部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史的著作出版,才标志着中国社会史体系的初步形成,形成了社会史研究的一次高潮。1992年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学界虽有批评之声,但从当时社会史的发展状况来看,它毕竟“使整体社会史研究迈出了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并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注:虞和平、郭润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张静如教授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龚书铎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等几部各有特色的通论性社会史的著作先后出版,在当时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划出了一个比较明细的研究范围,或者说是一个大概的研究范围。

他们的研究展示出来的意义,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如何把所设计的社会史的理论框架和史实结合起来,把它容纳、贯穿到通史和断史的著作当中,从理论的层面开始到实际的操作,使得社会史的概念得到完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