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与道德

摘 要:本尼迪克特创立的本笃会使得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伦理传统在罗马帝国末期的社会混乱中得以保留和延续,这让麦金太尔看到了重建道德共同体以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可能与希望。麦金太尔认为,若想摆脱现代西方道德领域存在的混乱与无序状态,只能放弃自由个人主义,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传统。从本尼迪克特那里,麦金太尔看到了危机状况下保留和延续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希望,但对于在当今时代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之可能性这一问题,麦金太尔并非持乐观态度;麦金太尔深知自由主义传统在西方社会之根深蒂固,也深知其理论实现之艰难。但麦金太尔从社群主义角度出发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和批判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圣•本尼迪克特;共同体;亚里士多德;传统

美国哲学家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针对道德无序的混乱现状及道德论争的不可通约性问题,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和目的论传统。在该书结尾处,麦金太尔提到,“我们正在等待的不是戈多,而是另一个——无疑是非常不同的人——圣•本尼迪克特”①。麦金太尔为什么说等待的是“圣•本尼迪克特”②?圣•本尼迪克特是个怎样的人物?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圣•本尼迪克特有两次被提及,一次是作为具有人类美德的典范③;一次是作为拯救西方道德的象征人物。如果说文章末尾处提到的“戈多”因贝克特那本著名的小说《等待戈多》而意指“虚无”的话,那么,圣•本尼迪克特在麦金太尔这里无疑意味着一种与“虚无”相对应的“希望”。

本文通过梳理基督教修道院发展史以证明,麦金太尔对本尼迪克特寄予的希望,是他对重建道德共同体传统的希望与企盼。因为,正是本尼迪克特在罗马帝国遭遇蛮族入侵的历史危难时期,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传统保存在其所建构的修道院里。这让期望通过保存共同体传统以克服个人自由主义的麦金太尔看到了希望。

一、圣•本尼迪克特:重建共同体传统的代表

在《追求美德》一书末尾处,麦金太尔认为,与罗马帝国末期遭受野蛮人入侵后的社会混乱相似,现代西方社会也处于混乱与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就是由情感主义的兴起带来的道德领域无休无止的纷争与混乱。本尼迪克特创立的修道院制度使古典文化及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传统在古罗马帝国遭受蛮族入侵的历史危难中得以保留和延续。麦金太尔认为,现代西方社会也需要本尼迪克特式的人物来完成相似的历史任务,这个本尼迪克特式的人物并非是永远也等不到的“戈多”。

麦金太尔这里所说的罗马遭到的“野蛮人入侵”,指的是公元5世纪“外族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公元1世纪至5世纪期间,从北匈奴西迁开始,农业地带北边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包括匈奴、日尔曼、斯拉夫和阿伐尔人,掀起了向西迁徙的浪潮。黑海与乌拉尔山之间的门户洞开,大群的游牧民很快移入了欧洲。这些入侵的民族不久就逼近罗马帝国边境。由于他们这时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发展阶段,不甚开化,被罗马人称为野蛮人、蛮族。”(注:陈曦文:《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蛮族”入侵对罗马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蛮族入侵的铁蹄下,希腊罗马文明岌岌可危。在社会动荡中,民众向宗教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基督教在这一时期得以迅速发展。

对于早期修士们而言,独居苦修是通往天国的唯一路径。“隐士(hermit)一词源自希腊语,意指旷野。最初逃离尘世的隐修活动始自埃及,在这里,沿着狭窄的尼罗河肥沃的东西两岸走出一小段旅程,就是修士们隐修的条件严酷的荒漠地区。”

(注: ④ (注:[美]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刘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30页。))隐修士安东尼,就以独修的禁欲苦行而著称。在“独修”之后,又出现了“群修”这一新的修道方式。“大约在公元315年或320年左右,另一个埃及人,帕可米亚斯,创办了第一所修道院。这里的修道僧过着集体生活,没有私有财产,吃公共伙食,守共同的宗教仪式。修道院制度并非以圣安东尼的方式,而是以这种方式赢得了基督教世界。”(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62页。))在罗素看来,与离群索居的独修相比,群修这一修行方式在基督教修行历史上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

在确立群修的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人物莫过于圣•本尼迪克特。圣•本尼迪克特在罗马帝国遭遇蛮族入侵的社会背景下,于529年在卡西诺山建立了本笃会的第一座隐修院。该隐修院抛弃了早期隐修士离群索居的独修方式,以宗教上共同的价值目标将修士们聚合在一个宗教共同体内。修士们在入会时要发三愿,即绝财、绝色、绝意(对会规和长上的绝对服从)。重视集体原则的本笃会强调纪律的重要性,甚至允许体罚以修炼出服从的性格。“住院隐修制(coenobitic monasticism),该词源自希腊语‘共同生活’(koinosbios)。”④多达73条的圣•本尼迪克特清规将修道院生活组织化、制度化。在这个宗教共同体内,修士们对善恶及奖惩有着共同的认可。等级森严、分工明确的本尼迪克院将修士们划分为四类,即隐居修士、独居修士、游方修士和住院修士。隐居修士是在修道院见习后离开修道院独自修行的修士,对于隐居修士来说,院规对其已无效力;独居修士们则“三三两两地,或单独地、没有牧师陪伴地居住在他们自己的羊栏里,而不是住在主的羊栏里。他们的法则就是自己的欢娱,他们把想要做的或选择做的称之为神圣的事,凡他们不喜欢的事就认为是不合法的”(注: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198页。));而游方修士则更加居无定所。在本笃会的建立者看来,修道院之外的修士是“离开了水的鱼”,是难以实现灵修目标的;修士们应该将修道院看成是研习基督教教义最好的地方,而不应采取个人主义的修行方式。

另外,本尼迪克特修道院认为懒惰是灵魂的大敌,因此注重读书和劳作对于灵修的重要性。修士们每天都有固定的读书和劳作时间。正是修士们对古典作品的抄写和阅读,使得大量古典文献在战争年代得以保存。这些保存下来的文献对中世纪文化发展乃至近代文艺复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笃会创立后,在欧洲的影响不断扩大,“从意大利开始,本尼迪克的会规迅速传遍欧洲西部地区。在古老的罗马文明遭受毁灭、日尔曼征服者取而代之并建立起的新王国成长起来之后,这些修士在这一时期做出的贡献怎么说也不为过。由于本尼迪克会隐修院遍布欧洲乡村,中世纪将基督教和古代世界大量的精华部分保留下来了。正是因为它们,中世纪才有机会研习、在频仍的战火中保存和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