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利经济学角度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摘 要]近年来我国的经济、金融都取得了不错的形势,各地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不断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进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呈现了增长较快、效益较好、价格平衡、活力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仍存在较大问题,如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分配相差很大,且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的贫富差距也逐渐扩大。本文主要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经济运行中仍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帕累托最优 收入分配 效率 公平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从总体效率或总体福利出发,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研究:如何合理配置经济和社会资源及其判断标准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社会福利度量和影响的问题、公共选择等问题。其目标是提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方案或改革措施。
对于社会资源如何合理有效地配置,新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帕累托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原理。即是资源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状态,不论实行何种社会经济政策变动,在使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上升的同时,必然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下降。而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当中,市场供求双方力量的对比就决定了市场的均衡价格。此时,无论买者还是卖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作为买者,将根据自己消费产品所得到的边际效用的大小来确定购买量;作为卖者则根据自己边际成本的大小来确定供给量。通过买卖双方的自愿交换,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就会符合“帕累托标准”,在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三大分体机制都发挥着特定的作用。第一,价格机制可以正确引导资源流向。第二,供求机制控制着在某一资源配置方向上的配置资源的数量。第三,竞争机制会使资源的使用者保持较高的资源使用效率。
然而,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一种理想的假定市场,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有某个市场符合完全竞争的条件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也可能不符合社会所能接受的公平标准。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产品,还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因而也就不可能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由于这些种种原因而导致资源配置的结果不符合社会所能接受的效率和公平标准,即背离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也就是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的表现有:
1.公共物品失灵。公共物品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公共物品不能在市场(完全竞争市场)上被自发而有效地生产出来,不能按市场机制的方式来配置这个领域的资源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2.垄断性失灵。市场上为数很少的几家供应商甚至独家垄断商为了实现私人收益最大化,往往要控制产量,抬高价格,以攫取超额利润,从而使市场均衡作用失灵,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
3.社会公平分配的失灵。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收入分配遵循的是要素分配原则。但生产要素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本身就是不均衡的,有些社会成员有,有些没有,就生产要素拥有者而言,他们所拥有的种类、数量、质量也有很大差别,那么单纯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收入分配差距会拉得很大。
4.外部性失灵。有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使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收益大于或者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即不能符合“帕累托效率”的要求。
5.信息的不完全失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主体都不可能仍有充分的信息,这种情况下的资源配置与假定信息充分地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是不同的,完全存在效率损失。
6.宏观经济周期性失灵。市场总供求发生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时,导致经济过热或经济衰退。
上述的各种市场失灵的现象,各个国家不可避免地都会存在,毕竟完全竞争或是长期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国家并不存在。从我国的经济来看,问题较严重的应该是社会公平分配的问题,即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同时这也是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大家围绕“效率、公平”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之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七大中提出的“分配与再分配都必须注重效率和公平”,可以看出我们应着力解决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突出矛盾。
目前,我国的社会不公平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分配,另一个是高收入与低收入的家庭扩大的贫富差距。
从表1可以看到,我国最近20多年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使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状况大为改观,1995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历史最高点。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城乡之间的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无论是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绝对数,还是增长率,农村家庭都低于城镇家庭。
由于收入水平的差距,自然导致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生活大约在1995年以前长期处于温饱水平,根据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变化来评价。但是,从1996年开始已进入生活小康型,仅隔3年之后,于2000年又进入初步生活富裕型。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城镇家庭生活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见表2)这反映了在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在减少,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消费能力有了明显提高,相比之下,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恩格尔系数虽然也在降低,但仍明显高于城镇,现在才达到初步小康型的生活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城镇家庭年人均收入从1985年的821.40元提高到2002年的8177.40元,即增长了近9倍,而城镇家庭收入分配占社会总收入水比率的分布却不均。(见表3)
虽然,每20%的家庭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率随家庭收入等级的提高而上升,但是,1985—2002年分别以20%家庭表示收入等级的前三种类型占社会总收入的比率却在降低,而后两种20%的家庭收入类型占社会总收入的比率却在上升。因此,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也在提高。用洛伦茨曲线表示收入分配状况的差距也在扩大(见图1)。2002年农村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4283,接近同期城镇的水平。这表明无论以基尼系数还是以洛伦茨曲线来分析我国的实际收入状况,其贫富差距在逐渐扩大。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在收入分配方面带给人们的感受既有收入水平提高的喜悦,更有收入差距扩大的隐忧。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当基尼系数超过0.4时,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就容易导致社会发展出现紧张的局面。
因此,就目前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来看,国家必须加大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调整居民的收入分配。运用财政手段通过企业税后利润分配制度,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调节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分配;运用税收手段通过税种、税率的设置与调整,运用累进税制,调整不同待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调节过高收入;运用法律手段通过制定和执行《工资法》、《劳动就业法》和《个人税收申请法》等基本法律,组成收入分配调节的法律体系;运用行政手段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运用社会保障手段通过企业和个人缴纳社会保障费,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基金等,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